浅谈魏源的俭奢观

【发布日期:时间:2013-05-15 17:34 】【点击率: 】【作者: 刘伟顺 】

 

        浅谈魏源的俭奢观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在《古微堂内集·治篇十四》中对“俭”、“奢”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见解,成为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些观点,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值此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谈谈对魏源俭奢观的一点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魏源的“崇俭黜奢”观
 
从魏源关于“俭”与“奢”的整个思想体系看,魏源是主张“崇俭黜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节俭为本。
魏源认为:“宫室之设,本庇风雨也;饮食之设,本慰饥渴也;衣裳之设,本御寒暑也;器物之设,本利日用也。”即修建宫室之原意,在于遮风蔽雨;制作食物之原意,在于充饥止渴;缝制衣裳之原意,在于御寒防暑;制造用器之原意,在于方便日常应用。在魏源看来,在衣、食、住、用等方面,只要能“御寒暑”、“慰饥渴”、“庇风雨”、“利日用”就行了。这就是说,在生活消费方面,应尽量地节俭,而不应奢侈浪费。
(二)奢侈失本。
魏源认为:“风雨已庇而求轮奂,轮奂不已而竞雕藻,于是栋宇之本意亡;饥渴已慰而求甘旨,甘旨不已而错山海,于是饱腹之本意亡;寒暑已卫而辩章服,章服不已而尚珍奇,于是
裘葛之本意亡;日用已备而贵精丽,精丽不已而尚淫巧,于是制器之本意亡。”即宫室既已遮风蔽雨,又追求高大宽敞,高大宽敞没有止境,而又极尽精雕藻饰,这样,就失去了修建宫室的本意;饮食既已充饥止渴,又讲究甜美精细,甜美精细没有止境,而又搜集山珍海味,这样,就失去了饮食的本意;衣裳既已能御寒防暑,又要分辨色彩式样,色彩式样没有止境,而又崇尚珍宝奇货,这样,就失去了缝制衣裳的本意;器物既已方便日常应用,又讲究精美华丽,精美华丽没有止境,而又崇尚精工巧作的无用之物,这样,就失去了制作器物的本意。这就是说,在衣食住行方面,不注意节俭,一味追求奢侈浪费,就是“失本”。
(三)守其本者常有余,失其本者常不足。
魏源认为:“万事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余,失其本者常不足。”魏源所说的“本”,是指“本意”、“原意”,引伸为“根本”、“根基”。在衣食住行方面,“节俭”是根本,是根基。那么,无论做什么事,只要从节俭出发,就能常常有余,不致造成经济上的恐慌;反之,奢侈浪费,就会造成不足的局面。
(四)失本是最大的祸害。
魏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莫大于忘本。”即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而不知足的根本原因在“忘本”。在住、食、衣、用等方面,如果忘记了它们的本来意义,宫室一味地追求高大宽敞和精雕藻饰而无止境,饮食一味地讲究甜美精细和山珍海味而无止境,衣着一味地追求色彩艳丽和质料珍奇而无止境,器物一味地讲究精致华丽和淫技巧作而无止境,就会招来最大的灾祸。处在社会下层的贫苦民众不知足,就会走向抢掠、盗窃之路,招致杀身灭种之灾;处在社会中层的“富民”,如果不知足,就会造成入不敷出,导致倾家荡产;处在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如果不知足,就会对中、下层民众苛求无已,导致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民不聊生,最终暴发革命,使江山易主。这都是因为忘记了事物的本意所产生的结果。
以上可知,魏源是主张“崇俭黜奢”的。
 
二、俭与奢的辩证关系
 
魏源是主张“崇俭黜奢”的,但是他并不片面地看待“俭”与“奢”的问题,而是认为“俭”与“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辩证关系,应该采用辩证的方法去对待“俭”与“奢”的问
题。他说:“俭,美德也;崇俭禁奢,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上”与“下”应区别对待。
魏源认为:“崇俭禁奢,可上励上,不可律下。”他所说的“上”,是指处在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即衣食俸禄的封建官僚们(包括帝王和皇亲国戚)。对于这些人,应该以“崇俭禁奢”去勉励、激励他们。因为他们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享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他们在生活消费方面不注意节俭,而去讲究奢侈浪费,势必会加重下层民众的负担,甚至苛求无已。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节俭朴素,亦可为“崇俭禁奢”这种“美政”作出表帅,使全国崇尚于节俭之风。
对于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下层民众”,即为封建国家“输赋税、供徭役”的人们,则不能完全用“崇俭禁奢”的政策来约束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消费标准,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经济
收入的多寡而确定的,不是依靠增加别人的经济负担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对于这些人,应当允许他们在“守本”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经济实力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国家不应该过多地干涉。
(二)“贫”与“富”应区别对待。
魏源认为:崇俭禁奢,“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就是说,崇俭禁奢的政策,对于下层民众来说,只适合于用以训导、教育那些经济上比较贫困,其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因为如果他们崇尚奢靡,就会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更加紧张,甚至招致祸害。对于那些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富民,就不应生搬硬套地用“崇俭禁奢”去规劝制约他们,而应该允许他们在不“失本”的前提下,适当地提高生活消费标准。魏源为什么主张富民们适当地提高生活消费标准呢? 这是因为他认为富民有“任恤其乡”的责任。他说:“周礼保富,保之使任恤其乡,非保之使吝啬于一己也。”意思是,《周礼》中有保护富民的规定,但其目的是要富民们周恤其同乡的贫苦民众,而不是要他吝啬财物,只顾自己发家致富,不管乡邻们的贫病孤苦。他认为富民们周恤其乡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当地提高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从而给那些贫苦无依的民众提供就业的机会,以获得生活资料。因此他说:“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与贫民通工易事,泽及三族。”在他看来,富民们适当的“奢”,还可以起到“损有余,补不足”的作用,“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奕,而金帛不出户庭,适足损有余以益不足。”如果不允许富民们适当地提高生活消费水平,要他们也
同贫苦者一样地艰苦节俭,就会造成富裕的人越加富裕,贫苦的人更加贫困,所以他又说:“如上并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这样,也就失去了《周礼》保富之本意。
在这里,魏源已看到了社会分配不公所带来的危害,他试图以提倡“富民”们适当地提高生活消费水平的方式,促使“巨室与贫民通工易事”,促进物资流转,以调节“富者益富,贫
者益贫”这个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好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看不到造成中国社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下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而把它归咎于富民的“过俭”,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他所提出的上述主张,对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一问题,只是隔靴搔痒而已,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当然,正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也不能以今天的观点来苛求于前人。
有人认为:魏源所说的以崇俭禁奢“训贫”,是说“‘奢’对贫民来说是‘非份’之事,连“要求生活有所改善”,他也是反对的,因为“那就会造成天下‘不足之势’”,并把魏源所
说的“不足之势”理解为“实际上指不利于‘富民’们尽量加强剥削的要求”(见赵靖、易梦红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P102页)。这种看法是欠公正的。因为魏源之所以认为贫民不应该“奢”,是因为贫民本来就经济条件差,如果还崇尚于奢侈浪费,首先会使自己产生“不足之势”,普天下汇集起来,则“不足之势多矣”,他并没有反对贫民在可能的条件下“要求生活有所改善”,只是不主张他们“奢”而已。魏源所说的“天下不足之势”,也不能理解为“实际上是指不利于‘富民’们尽量加强剥削的要求”,因为魏源并不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站在为整个社会的利益着想这个高度去谈“俭”与“奢”这一问题的。如果按照上述观点去理解魏源以俭“训贫”的主张,那么,他仅仅是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已,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了。
 
三、统治者“奢”的危害性
 
魏源认为,处在统治地位的“主”奢侈浪费,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上行必然下效。
魏源认为统治者的行为,对下属起着示范的作用。他说:“主奢一,则下奢一;主奢五,则下奢五、主奢十,则下奢十。”这里所说的“主”与“下”,从广义来说,“主”是指整个统治阶级,“下”是指被统治阶级。从狭义来说,则有多层含意,从中央集权而言,封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其他的人都是“下”;从政权机构来说,中央政府是“主”,其他各级机构是“下”;从各级行政机构来说,各级最高行政长官是“主”,其属下的官吏是“下”;从各行政机关来说,各机关的主要长官是“主”,其他副职、吏员是“下”;从家庭来说,一家之长是“主”,其他家庭成员是“下”。魏源在这里指出,居于“主”位者的行
为,对于居于“下”位者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主”位者的消费水平超过其“本”的一倍,居下位者也要超过一倍;“主”位者超过五倍,属下也跟着超过五倍;“主”位者超过十倍,属下也要求超过十倍。这是一种不良现象,将带来极大害处。
(二)由“主奢”而产生不足之势。
魏源认为,由于“主”位者的“奢”由一而五,由五而十,居“下”位者亦将由一而五,由五而十。“是合十天下为一天下也,以一天下养十天下,不足之势多矣。”这就是说,大家都以超过实际需要十倍的标准来消费生活日用资料,就等于以一个天下的财富来养活十个天下的人们,显然是远远地供不应求了。在魏源看来,居于“主”位者如果只图奢侈浪费,其属下就会跟着效仿,从而造成全国上、下一体的奢侈浪费之风。这样就会使国家的财力、物力远远地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由于人们的欲壑难满,而社会财富有限,所以即将产生无穷的祸患。
(三)由不足而常使王者忧。
魏源认为,由于居“主”位者的“奢”而引发全国上下一致的“奢”,由“奢”而导致财富的远远不足,“不足生觊觎,觊觎生僭越,僭越生攘夺,王者常居天下可忧之地矣。”意思
是,当自己的财物不能满足奢侈生活消费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冀望、羡慕他人财物的念头;有了这种意念,就会产生将他人财物变为自己财物的意念;当通过正当方式不可得到时,就会采取抢掠、盗窃等方式去取得。这样,就会闹得鸡犬不安,国无宁日。所以,统治全国的帝王也就会常常处在忧患无穷的境地,就不能长治久安。
魏源在这里所说的“僭越”,是指超出自己的物质收入标准去追求“非分”的高层次的生活消费,因而希望将他人的财物归为己有,而不是指“下”僭越“上”;他所说的“攘夺”,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攘夺”,如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摊派、徭役,以及贪污、索贿等行为;同时也包括各种抢劫、盗窃行为。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不断地发展扩大,必然导致大规模的民众革命。因此,封建国家政权也就岌岌可危、忧患不止了。
魏源关于统治阶级的“奢”所带来的危害的论述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清王朝盛行的奢靡之风的严厉警告,他试图以此警醒那些醉生梦死的王公贵族和封建官僚们,不要再一味地奢侈浪费、挥霍无度了!国家已处在十分危机的时刻,再这样下去,就有亡国的危险。
 
四、富民“过俭”的危害
 
魏源认为,居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不应该“过奢”,而居于社会下层的“富民”则不应该“过俭”。因为“彼富而俭者,未必如大禹之菲食恶衣,而为四海裕衣食也,未必如晏子、墨子之节用,而待举火者七十家,待寝攻者数十国也”。就是说,那些富裕而又节俭的人,他们并不象古代的明君大禹和春秋战国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晏婴、墨翟那样,节俭的目的是为了使贫苦民众都能得到衣食。由于他们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过份地节俭,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还有许多害处,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一)过俭会使人格扭曲。
魏源指出:“俭生爱,爱生吝,吝生贪,贪生刻。”即那些经济上富裕的人,由于过份地节俭,就会产生对财物的癖爱;由于癖爱而转为吝啬,成为守财奴;由于吝啬守财,就产生对财物的贪求,转而为欲壑无底;由于贪欲难满,逐步变得刻薄狠毒。这样,就使一个好人变成了一个坏人,这是由于“过俭”对人格的扭曲。
魏源从人的心理作用与心理变化,对“过俭”的危害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刻画,他指出,过份的节俭,会使人的心理产生变态。这种变态,首先是由于过俭而对财物产生癖爱,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爱财如命”,就是说爱惜财物胜过了自己的生命。由于把财物看得比生命都还重要,所以就产生出一种吝啬的心理意念,这种意念一旦形成和扎根,就会变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奇怪可怕的财物观。他们本来有比较丰裕的经济条件,但连最起码的(即“本”以内的)吃、穿、住、用都舍不得花费,本来家藏千钟,腰缠万贯,却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乞丐相;他们对别人则更加吝啬,当别人有困难,他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一心只知守着自己的钱财,舍不得施舍一分一厘。由于吝啬守财,必然发展为对财物的贪求,他们一心只想着如何使自己的积蓄增多。然则贪欲无底而财源有限,在贪欲难满之时,就产生刻薄狠毒的心理。他们对自己是尽量地降低生活消费标准,对他人是尽量地克扣、减少应付与的财物,如地主克扣长工的工钱,增收佃户的租额,大斗进,小斗出;掌柜克扣雇员的工资,对顾客短尺少两,这些都是“贪”与“刻”的表现。 在传统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中,只强调“俭”的优点,常将“俭”作为检验“持家”和“养德”的标准,而没有谁去分析“过俭”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危害。魏源的这一论述,可谓是入木三分,对传统的片面的节俭观是个有力的批判。
(二)富民“过俭”不利于贫民就业。
魏源认为:富民过俭,不利于贫民阶层的人们就业,使他们失去获得生活资料的机会。他说:“三晋之素封,不如吴越之下户;三晋之下户,不如吴越之佣隶。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
仰给乎?”三晋,指春秋战国之际韩、赵、魏三家分晋(西周封国)所建之韩、赵、魏三国,世称三晋,辖地相当于今山西省全境及河南、河北部分地区。吴,西周封邑,相当于今江
苏省一带;越,夏至战国时封国,相当于今浙江省一带。在生活消费方面,三晋之地的世家大族,却比不上吴越之地的下层贫民;三晋之地的下层贫民,却比不上吴越之地的帮佣和奴隶。这是由于三晋之地的人过份俭吝,这种过份的俭吝,魏源是不赞成的。因为富民们过份的俭吝,使财物聚而不散,不利贫苦无业者谋求生活出路,所以他惊呼:“俭则俭矣,彼贫民者安所仰给乎?”言下之意是说:那些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富民啊,你们不要过份地节俭吝啬,节俭虽然是一种美德,但过份地节俭使财物聚而不散,叫那些贫苦无业的人们到哪里去寻找生活的出路呢?因此,魏源主张富民们适当地提高生活消费的标准,以便与贫苦民众“通工易事”,使之得到较多的就业机会,谋求生活出路。
(三)、富民过俭与“王政”和“天道”相违悖。
魏源认为,万物的生与灭,聚与散,都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有生即有灭,有聚即有散。社会财富也是一样,所以他说:“天道恶积而喜散,王政喜均而恶偏。”自然规律厌恶财富
聚集于一处,而喜欢它们分散于各地,常言道:“积而生怨,散而气和”;开明的国家君主喜欢全国的臣民都能生息繁衍,而厌恶偏向少数人,此即“泽及黎民”之谓也。在魏源看来,财物宜散不宜积,宜均不宜偏,这才符合自然的规律和开明政治的要求;反之,就违背了“天道”和“王政”。
魏源之所以强调财富不应过份集中,一是因为财富聚而不散,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准则;二是因为“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对社会和国家带来极
大的危害,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数是因为贫富过份悬殊,致使民不聊生而激发的。魏源所处的时代,就是社会危机四伏,国家政权摇摇欲坠的时代,所以他提倡以提高富民消费水平、扩大社会就业的方式,以达均衡财富,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国家政权之目的。他之所以要借用“天道”和“王政”来说明财富过份集中的危害性,这是因为他看到用传统的仁义道德为说教,无法说服那些贪婪守财的富民,也不足以警醒当权的统治者,而社会的隐患,又是统治者最忌讳的,不便明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只有“天道”和“王政”这两个东西具有较强的慑服力,是谁也不敢违抗的两个怪物。因此,魏源把它们拿来当作尚方宝剑,用以警醒当权者和世人,这真是独具匠心了。
魏源在捧出了“天道”和“王政”这把尚方宝剑之后,接着又强调:“以俭守财,乃白圭程郑致富起家之计,非长民者训俗博施之道也。”白圭,春秋战国之际以经商致富的巨贾,程郑,秦汉之际以冶铸致富的工场主,皆富甲天下。魏源认为,以节俭守财,是白圭、程郑之流只顾个人发家致富的办法,而不是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所应提倡的方式。因为作为一国之主的国君及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其职责在于“训俗博施”,使自己所辖的臣民各得其所,人人受惠于“王政”的仁德和恩泽。这样,才能安定社会,巩固政权。
应该指出:魏源所说的“天道喜散”和“王政喜均”,仅仅是试图通过提高富民们的生活消费标准,促进物资流通,扩大社会就业渠道的方式,来调节、缓解贫富过份悬殊的社会矛盾,并不是要富民们主动地关心贫苦民众的疾苦。这与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及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同富裕”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这种主张,对于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鼓动作用;但对于解决中国社会“贫富不均”这个基本矛盾,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本文在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原载《邵阳师专学报》1994年6期,湘潭大学《消费经济》1995年3、4期发表,题为《魏源的消费观小议》)
     作者:刘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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