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将热血洒疆场

【发布日期:时间:2015-06-17 14:56 】【点击率: 】【作者: 陈扬桂 】

 

  将          

 

──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抗日英雄袁国平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首批抗日英雄名单,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名列其中。这位被毛泽东亲自推荐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新四军九千将士突遭八万余国民党军队围攻,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国民党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暗害万分危急之际,挺身而出,率余部继续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弥留之际,为不连累战友,他悄悄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成为“皖南事变”中牺牲得最悲壮的我军高级将领。

 

 

袁国平原名袁裕,字醉涵,1906年5月26日生于湖南邵东县一个山青水秀、风光迷人的小山村。迫于生计,他的父亲袁玉清十二岁时,就背井离乡外出学弹花手艺,直到三十二岁才娶得外地女子刘秀英为妻。

刘秀英本为一名拳师之女,生性刚强,既有见识,又擅武艺,深感丈夫不识字备受豪绅欺凌之苦,宁可饿肚子,也要供子女读书习武。袁国平六岁被父母送入私塾,后转入邵阳最好的学校——循程高等小学读书。在循程高小,他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加上个子最矮,穿着最差,常常受到一些富家子弟的欺侮。母亲平时教给他一些拳脚功夫,告诫他要极力忍让,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在人前动武。国平牢记慈母教诲,从不恃强欺弱,惹是生非。可是,有一天放学后,老是欺侮他的富家子弟又挡住国平要打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奋起还击,将那班小家伙打得落花流水。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侮他了。

袁国平不仅胆子大,武功好,而且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而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有一次,因先生体罚同学过重,袁国平看不顺眼,讲了几句公道话,反被那位先生凶了一顿。第二天,袁国平以不上学表示抗议。班上其他同学见他不来上学,也纷纷跟着罢了课。那位先生在校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跑到袁家说好话,保证今后不再体罚学生,袁国平才答应邀同学复了课。从此,老师也对他另眼相看了。

袁国平从小就很勇敢,见义勇为。有一次,他和小伙伴在河边玩耍,一个叫袁明的孩子不慎失足落入水中,袁国平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抓住他的衣领,使劲将他救了上来。参加革命活动,他也总是勇往直前,走在最前面。当“五四”运动的浪涛波及邵阳的时候,他每天带领同学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反对廿一条”的口号,开展抵制和查禁日货的爱国行动。

1922年,袁国平考取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爱好广泛,对国家大事尤为关心。由于他成绩优异,思想进步,能团结人,加上能言善辩,同学们一致推举他为一师的学生代表,参加长沙市学联。

1923年6月1日,长沙各界为收回旅大举行反日示威,日本水兵枪杀市民,造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袁国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游行示威和罢课、罢工、罢市斗争。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噩耗传来,省学联与省会各界商议,决定在教育坪举行追悼大会。袁国平为追悼会撰写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挽联。追悼会的头一天,长沙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豢养的流氓打手,强行占领会场捣乱,阻挠追悼会的召开。袁国平提议组织学生和工人两个纠察队,与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天两路纠察队,一路从侧面越墙而入,一路由袁国平率领从大门长驱直入。那伙打手见势不妙,乖乖地溜出会场,追悼会得以顺利进行。

袁国平酷爱文学,是一师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深得国文教师田汉的赏识,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25年1月,袁国平于一师毕业,已经离开一师到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田汉来信,邀请他去上海协办“南国社”。袁国平遵从恩师之约,来到上海,吃住在田汉家中。不久,南国社因宣传进步思想被反动当局扼杀。这对袁国平是一次极大的震动,他深感军阀混战,时局险恶,只有推翻反动的旧政权,中国才有希望。适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袁国平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这所学校。

 

 

1925年10月,袁国平乘船至广州,经复试录取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入校后,他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努力向共产党靠拢。在周恩来、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的培养教育下,这年年底,他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袁国平提前毕业,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参加北伐。每到一地,他便带领队员向老百姓做政治宣传,并深入各阶层群众中开展社会调查,赶写宣传材料,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策动反革命力量疯狂进攻武汉革命政府。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革命军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与反动派血战到底。袁国平在随军开赴鄂西作战前夕,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并在背面写道:“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纪念……”表达了他为革命甘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决心。

1927年8月1日,袁国平率领学兵连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部队转战广东,途经江西会昌时,他带领全连指战员与守城的国民党新军阀浴血奋战,全歼敌军10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使部队得到有力的补充。袁国平及时地总结了会昌战役以少胜多的经验,指出主要是加强了战前的思想政治工作,指战员都决心一鼓作气与敌人拼一死战。

会昌战役后,部队经闽入粤,到达广东汕头。袁国平奉命留下联络和收容失散的南昌起义人员和赴粤参加革命的其他同志。11月底,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举行工农武装起义。袁国平受党的派遣赶到广州,参加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负责接待和安置各地前来广州参加起义斗争的人员。12月11日凌晨三点半,广州起义爆发,袁国平参加了攻打公安局的战斗。他指挥一部分战士及工人赤卫队员爬墙进入公安局,配合周文雍指挥的正面进攻。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人就被全部解决,公安局长朱晖日越墙逃跑。起义军打开牢门,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800余人。当天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

12日,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舰的配合下,军阀张发奎部从四面八方向广州进行疯狂反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起义部队经浴血奋战后,决定撤出广州。袁国平到总部接受撤退指示回到驻地时,一股敌人已冲到我军驻扎的院子外面,他即令大家伏在沙包后面狙击敌人。班长李斌(朝鲜人)伏在袁国平旁边用机枪猛扫,压得敌人抬不起头来。袁国平要叶镛指挥部队从红花岗撤退,然后向花县集中,自己和李斌留下来掩护。叶镛带队撤离后,敌人扑了上来,不见还击,以为我军都跑光了,一个个直起身子往前跑。袁国平一声喊“打”,李斌的机枪就像割韭菜一样扫倒一大坪,后面的敌人连滚带爬,逃命不迭。袁国平说声“撤”,李斌扛起机枪就和袁国平一道往后面猛跑。在路上,两人各拣得一匹无主的马,跳上去就往花县赶。这时,来到花县集中的起义人员已有1300多人。经袁国平提议,起义部队召开了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叶镛任师长,袁国平任党代表,立即开赴陆丰,与红二师会合。

红四师从花县出发,一路夺关斩将,攻下东江区第一座县城——紫金,公开处决紫金县县长邱国忠等17名罪大恶 极分子,并于1928年1月2日与红二师胜利会师。1月23日,红四师抵达海丰县城,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赤卫军会师。

在海丰期间,袁国平一边积极协助彭湃开展以海陆丰为中心的东江流域土地革命,一边认真总结南昌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狠抓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他主持召开师党委会议,决定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出版《红军生活报》、《造反》等刊物,对官兵进行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全师上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提高。4月中旬的葵潭战役,红四师的一个连配合当地200名赤卫军,打垮敌人一个营;五月上旬的惠来战役,红四师三个连打垮敌人一个团,并击毙团长向卓然。敌人急调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围剿东江革命根据地。为保存革命力量,东江特委与红二、四师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红军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并派彭湃、袁国平等绕道香港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28年11月,袁国平受党中央指派到湖南平江,担任湘鄂赣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后接任了王首道的湘鄂赣特委书记。在与特委妇女部长邱一涵的工作交往中,相互产生爱慕之情,经组织批准,两人于1930年结为夫妻。

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为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当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要求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经过分析,认为这是个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指示,不宜执行。为了交差,他们攻占了湖南岳阳,造成进攻武昌的假象,然后乘长沙守敌空虚之际,掉转头来长驱直入,一举攻克了湖南省会长沙。进入长沙城后,袁国平立即带领全体政工干部,刷标语,出墙报,搞演讲,大造宣传声势,并派自己的夫人邱一涵及其兄邱炳接管伪《国民日报》社,排印《红军日报》,及时报道红军攻克长沙的胜利消息。为了办好《红军日报》,袁国平除了动员各方力量为之撰稿外,他自己身体力行,模范带头,那些重要社论和文章,都是经他审阅或亲笔撰写的。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言简意赅,很有鼓舞力和战斗力。

袁国平不仅很有辩才文采,办交涉、筹粮饷也是一把好手。进城后,彭德怀拍拍袁国平的肩膀,把向长沙商会筹饷的任务交给了他:“这回就看你的了,我只问你这张嘴巴皮子要吃要穿!”

接受任务后,袁国平立即前往拜访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见红军将领来访,左益斋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又是让座又是敬茶。袁国平单刀直入,向他提出筹饷的事。左益斋一听“筹饷”二字,假装的笑脸立刻凝成了一条难看的“苦瓜”,说什么白军逃走时大肆抢劫,现在市面尚未恢复正常,无法筹饷。袁国平见他耍滑头,严肃地说:“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这是红军的政策。但是支持红军,却是大家的义务。如果只在口头上拥戴,实际上不予支持,那拥戴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为什么有些人支持白军那样尽心尽力呢?”

袁国平限左益斋两天内造具长沙各商号年内向国民党政府交纳饷银的清册,并注明是否愿意向红军交纳饷银。左益斋在真神面前不敢再烧假香,只得诺诺连声地应承了任务。两天后,左益斋就将40万银元送到了袁国平手里。

红军攻下长沙后不久,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来红三军团看望袁国平夫妇。袁国平十分关心杨开慧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劝她到根据地去:“你在长沙开展工作,住在自己家里很不安全。令尊杨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你和毛先生的夫妻关系又尽人皆知,敌人很容易打听到你的行踪。”

杨开慧谢绝了袁国平夫妇的好意:“我在长沙还有任务,组织上并没有让我离开长沙,况且润芝也没有带信叫我去。”

红军撤离长沙后的第三天,杨开慧即在板仓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便遭杀害。袁国平闻讯后,痛心疾首,后悔当时因工作忙没有及时将她的安全问题提请省委研究,撤退时又太匆忙,竟无暇顾及此事。

 

 

1930年8月,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袁国平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并继续兼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时间较长,一直到1935年2月,在红军的政治、思想、组织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每次战役开始前,他都注意写出该战役的政治工作计划,战役结束又及时写出该战役的政治工作经验,用以指导以后的工作和战斗。他把多年来创造的政治工作经验加以整理,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一书,为红军大学训练干部提供了一本有益的教科书。

从1930年底起,中央苏区红军接连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决定将长期并肩作战的红一、三军团强行分开,以红三军团组建东方军,入闽作战。

东方军入闽作战期间,国民党第十九军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感召,决定联共反蒋抗日。东方军将此事电告中央,周恩来回电指示,可派袁国平与之谈判。通过这次谈判,使闽西前线局势得到缓和。

1934年2月,袁国平出席了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是在匆忙中开始的,但袁国平还是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大转移前的政治动员。长征开始后,由于博古和李德继续实行其错误的军事路线,致使红三军团在抢渡湘江时损伤惨重。袁国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与彭德怀一道批判博古、李德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其做法是“崽卖爷田不心痛”。他们都希望毛泽东能在危难之际重新出山力挽狂澜,领导全党和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后,袁国平又是拍电报、打电话,又是进行个别传达,及时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团以上干部。在遵义会议精神鼓舞下,红三军团在贵州土城县青岗村战役中,一举歼敌两个团,使红军转危为安。接着,又打响了娄山关战斗,这是一场与敌人抢时间争速度的比赛。当时有人想喘喘气再战,袁国平却支持彭德怀乘虚而入、连续作战的主张,认为只有抢在敌人前面占领娄山关这一咽喉地带,二进遵义才有希望。在抢占娄山关的急行军中,袁国平组织宣传队,沿途写标语、画漫画、唱歌、打快板、设立宣传鼓动棚、摆上留声机放唱片,千方百计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使我军得以抢在敌军五分钟前登上娄山关顶,从而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歼敌8个团和蒋介石2个嫡系师,夺取长征史上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7月,红三军团改为红三军,袁国平任军政治部主任。8月,中央决定横跨草地,北上抗日。为了胜利通过草地,袁国平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说明过草地的重要意义。由于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红三军克服了重重困难,于1935年8月底走出了草地。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袁国平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袁国平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下许多诗词,其中在和毛泽东《长征》诗写道:

        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

        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

        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

        最喜腊子口外雪,夜辞茫荒笑开颜。

1935年11月,袁国平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前身)第三科政委。后来,第三科改为红军教导师,他出任该师师长兼政委。

1937年3月,袁国平率红军教导师来到甘肃庆阳,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中,他发现土豪劣绅冯翊清父子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提出要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当时有人担心打击冯氏父子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袁国平耐心地做工作,告诉他们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斗争中求团结才会有真正的团结。统一思想后,袁国平下令拘捕冯氏父子等人,将他们的罪行公布于众,然后立案审判,依法严惩。这一案件的妥善处理,赢得了民心,推动了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国民党政府军也决定派团前往参观访问,对此,有人认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的,不乐意接待他们。袁国平开导说:“对这个参观团,我们不但要接待,而且要接待好。这是送上门的统战工作,这样好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哟!”那些原来思想不通的同志,被袁国平一席话说得茅塞顿开。

参观团里有一些是袁国平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相见之后,不无尴尬,一位老同学感慨地说:“袁仁兄,军校毕业后,我们分道扬镖了,你朝左走,我们向右转了。”袁国平侃然而笑:“兄台们,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去过黄陵吗?离这里不到三百里。诸君若有兴趣,小弟愿驱车奉陪。在下都是炎黄子孙,面对外族入侵,应当丢掉嫌隙,携起手来,一致对外!”

另一位老同学拍着袁国平的肩膀说:“以袁仁兄之大才,若能到我们那边去,定能委以高位,奉以厚禄的。”袁国平听罢笑着回答:“谢谢兄台美意,不才此生别无所求,唯愿为民众、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

参观团在庆阳的两天里,无不佩服袁国平高超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抗日业绩。临行时,他们向他求诗留念。袁国平颔首从命,作《七绝》二首:                                         

                    其一

三年同学十年仇,百战纠缠一战休。

差幸干戈化玉帛,愿从风雨济同舟。

其二

逐鹿中原为国是,十年征战听人评。

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任陆沉。

他们读了袁国平的即兴之作后,有的啧啧称赞,有的眼圈湿润了,悄悄地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七·七事变”后,袁国平迫切要求上前线杀敌,为国家为民族奉献自己的一切。他在给侄儿振鹏的信中说:“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又在致其兄醉如的信中写道:“国事如此,愿以最后一滴血贡献于国家和民族……”这时,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湘鄂赣等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当时项英向中央建议由张际春任军政治部主任。但是,毛泽东慧眼识英才,推荐袁国平就任这一重要职务。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称赞道:“袁国平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这年4月,袁国平带领50多名干部从延安到达安徽岩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是由几十股红军游击队组成的,过去几乎没有政治机构,全部政治工作需从头做起。袁国平到任后,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作了全面的安排,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规定团以上有政治机关,设党代表或政委,连设指导员,班排设政治战士。政工干部的配备,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物色政治部敌工部长时,他经过反复考察,不避嫌疑,认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军部上校秘书林植夫表现很好,是个够条件的人选。但林本人却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曾一度有过反共言论,不宜到政治部担任对敌工作。袁国平开导他说:“现在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和信仰,一致对外,不必计较过去的事了。只要现在不反共,愿意接受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好办了。”林植夫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也。”林任职后,工作积极负责,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对待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上,袁国平坚决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指示,先后几次派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去国民党第五十军作友好访问和宣传演出。两军球队也时常举行友谊赛。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容不得其五十军与新四军关系密切,派顽固分子陈去惑到五十军任职。陈到任后,制造事端杀害了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团指导员沈廷渠。袁国平密切注视陈去惑的一举一动,先后两次去信对其行为提出警告。但陈置若罔闻,进一步制造两军磨擦。袁国平通过五十军的进步势力,控告陈去惑迫害沈廷渠的罪行,迫使张治中下令将陈去惑撤职查办。由于国民党顽固派谷正纲的包庇,陈去惑被查而不办。袁国平又专程到三战区向张治中质询,引起各部队政工人员的共愤,谷正纲、陈去惑终于被调离三战区。

袁国平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进行政治斗争,一方面展开强烈的政治宣传攻势,先后发表了诸如《论合法与不合法》、《勿使亲者痛和仇者快》、《申讨亲日投降派》等多篇文章,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专反共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谴责,获取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士对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全面加强新四军思想政治工作建设,1938年1月,袁国平提议新四军创办教导营,后又以教导营为基础,扩建新四军教导总队,由袁国平兼任总队政委。对总队建设,袁国平十分关心,从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他都亲自过问,并为教导总队编写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等教材,供受训的学员学习。这年6月,新四军召开了首届政治工作会议。袁国平在会上作总结报告,全面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政治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段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会后,他深入到南京、江宁、芜湖一带前线进行了约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袁国平兴趣、爱好广泛,对文艺理论卓有研究,而且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他领导下的政治部创办了战地服务团,下设抗敌剧社、宣传队、创作队和民运队等。先后创作和演出了不少抗日剧本和歌曲,其中《新四军之歌》和剧本《繁昌之战》都是在他的直接关怀和参与下完成的。在他的倡导下,连队普遍建立了青年队和军人俱乐部,组织青年军人读书看报、办墙报、绘画、唱歌、写文章,还经常举办篮球比赛和各种学习竞赛。他酷爱读书写作,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征途多么劳顿,一有时间就读书看报写文章。除了马列著作外,对文学、历史书籍,他都爱不释手,因而具有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他能创作诗词和散文,尤其擅长政论文。他的政论文章立论精辟,说理透彻,他擅于辞令,善于鼓动,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演说材料殷实,语言风趣,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陈毅曾夸奖说:“国平是个好的宣传鼓动家,有才干。”

袁国平生活十分俭朴,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艰苦本色。他家境贫寒,两个孩子寄养在母亲身边,常把节省的零钱和菲薄的稿费寄回家去接济他们,却从不要求组织上给予额外照顾。

    他的爱情生活堪称楷模,和邱一涵在戎马倥偬中结为伉俪,十几年如一日,人格上互相尊重,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同生死,共患难,情深意笃。1930年,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的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袁国平冒着酷暑炎热,伏案为《红军日报》撰写一篇重要文章。邱一涵不顾疲劳,始终守在丈夫身边,为丈夫摇扇驱蚊消暑。桌案上的一面镜子里映出了这对新婚夫妻并肩而坐的倩影,袁国平抬头时,骤然睹见,触动情怀,提笔在稿纸上欣然写道:“镜中鸳鸯”,邱一涵情思涌动,接过笔来,写出:“比翼齐飞”四个大字。此后,夫妇俩一起参加过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一道走过雪山草地……1937年,袁国平在奔赴抗战前线的前夕,向邱一涵题赠了一首《七绝》:

十年征尘成败多,问君何事费蹉跎?

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

再一次表达了为国家为民族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豪情。1939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袁国平和邱一涵这对经受过战火洗礼、忠贞不渝的革命夫妻,被新四军军部评为三对模范夫妻之一。袁国平为此题诗一首,赠与邱一涵作纪念:

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

好比茅台酒,醇芳与日加。

在这首诗里,袁国平把他和邱一涵的爱情比作醇酒,香洌长久而日益深厚。

 

 

1940春,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对皖南新四军进行包围。4月11日,袁国平前往上饶,先后与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沛、顾祝同的代表岳星明谈判。袁国平唇枪舌剑,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驳得体无完肤。最后,顾祝同不得不亲自出马与袁国平较量。

在袁国平与顾祝同的谈判桌上,顾的一位谋士制造谣言,污蔑新四军实施“三山计划”,在茅山、天目山、四明山一带拉山头、占地盘。袁国平听后仰天大笑,说道:“诸位真会开玩笑!茅山、天目山、四明山都在敌占区,日军的眼皮底下,谁会在那儿拉山头呢?要说新四军在那里活动,岂止这三山,凡是日军所占据的每一片土地,都是新四军驰骋杀敌的战场。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正是在实践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怎么能说是拉山头、占地盘呢?”一席话噎得顾祝同之流哑口无言。袁国平离开后,顾祝同擦一把冷汗,叹了一口气,对左右说:“袁国平是个人才,党国能有这样的人才多好啊!”

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制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对中央的这一指示,项英有抵触情绪,不愿意传达,袁国平则表示坚决拥护,并主张立即执行。当时,叶挺因与项英不协调,已去重庆向周恩来辞职。周电告袁国平,要他带上情况去重庆,接叶挺回皖南。

在重庆,周恩来对袁国平耳提面命,要他“多支持叶挺同志”,“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党内可以向项英的错误开展斗争”。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准备北撤。北撤前,袁国平编写了《向敌后进军宣传鼓动提纲》,要求大家“发扬红军坚决英勇和机动的作战传统,争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我们是百战百胜的新四军,有100发子弹,我们要用99发打敌人,必要时用一发打自己。”他还充满激情地创作了具有乐观进取精神的歌词《别了,三年的皖南》:“笛笛达笛达达笛/笛笛达笛达达达/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哪个来挡路/哪个被打倒/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笛笛达笛达达笛/笛笛达笛达达达。”

然而,就在新四军告别皖南,北撤途中,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遭到早有预谋的国民党军队数万人的围歼。新四军指战员奋起抵抗,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小部突围,少数被捕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顾祝同扣押,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暗害。在万分危急之际,袁国平挺身而出,指挥被打散的一部继续突围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一头从山坡上栽到沟底的草丛中。13日晚上八九点钟时候,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带领百把人突围至离军部六七里远的周家山洼时,突然发现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躺在那里。俯下身去仔细一看,才看清是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大家立即围上去,连声喊着:“袁主任,袁主任!”袁国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战士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自己的首长,他们借着探照灯的光亮迅速查看了袁国平的伤势,发现他全身四处中弹,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左胸,浑身血糊糊的。李甫立即组织几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背着袁国平突围。大家趁着夜色在山林中摸索着前进,天快亮时才赶到章家渡。章家渡水深齐胸,河面较宽,无从找船,几个人将袁国平抬在肩上涉水过河,走到水深的地方就举在头顶上。不幸过河时被敌人发觉,密集的子弹扫过来,许多同志牺牲了。袁国平也几次掉进水里,又一次次被战士们从水里捞起,顶起来继续前进。这样折腾了好几次,抢渡二三百米宽的章家渡用了四十多分钟,百把名战士过渡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过了河,大家在章家渡下游的一个庙门口稍事休息。战士们围着昏迷过去的袁国平,一声声地呼唤着:“袁主任——袁主任——”过了好一阵子,才见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讲了最后几句话:“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

战士们感到揪心的难过,不忍心抛下敬爱的首长而去。袁国平了解自己的战士,为了不连累他们,趁大家不注意时,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

袁国平,这位不足35岁的新四军高级将领,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把鲜血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1955年,中央军委指示南京军区将袁国平的遗骸由安徽泾县茂林迁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重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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